行政奖励，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对工作表现突出，有显著成绩和贡献或有其他突出事迹的单位或个人，依据有关规定给予的奖励。
　　如今，越来越多的视线，已经开始聚焦到行政奖励这个特别的“蛋糕”上来。

　　重奖蔚成风气
　　退出“黑三甲”获奖百万元
　　2007年5月，山西的一则新闻抓住了很多人的眼球。山西省环保局和财政厅针对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工作，联合制定出一项具体的奖励办法，对考核排名前移城市给予重奖，奖金最高额度可达200万元。
　　结果，以铁腕治污而退出全国污染严重城市前三名，也就是所谓“黑三甲”之列的阳泉市政府成了“重奖之励”下的首个“幸运儿”。2007年11月，山西省政府发出文件，对阳泉市重奖100万元。
　　其实，山西这样的“大手笔”在全国并非首例。早在2004年8月，广东省便从当年起，对县域经济发展快、财政任务完成好的县级领导班子进行重奖，最高额可达500万元。
　　重奖措施实施后，在广东省2005年公布的表彰名单中，47个县（市）获得2004年度县级领导班子奖励，其中有14个县（市）的奖金超过了100万元。
　　一时间，“重奖”似乎成为一种风尚，而因此引发的各种讨论也不绝于耳。

　　呼唤法律约束
　　奖励标准、数额亟待厘清
　　山西的“重奖”之举一出，招来一片反对声，网上的“声讨”言辞颇为锋利：“治污不是政府的职责吗？就像保安必须守好大门、医生应当认真治病一样，本来就是分内之事嘛！做不好就该问责！”“如果都要靠奖励才能把工作干好，那人民公仆何在？”　……
　　一些身受污染之害的人则认为：别说奖励200万，奖2000万都行，只要能把环境治理好！
　　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刘旭涛表示，应当正确认识行政奖励的功能和作用，针对公务员的奖励应严格区分公务员的职责、职权以及相应的报酬福利等方面的关系。对于本身属于职务、职责行为范围内的事情不宜“重奖”，否则效果会适得其反。
　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认为，针对一些地方政府或行业存在的滥施奖励、门槛过低的做法，在行政奖励的立法过程中，应该加以规范，从而体现奖励的严肃性和公信力。
　　《公务员法》对公务员的奖励其实早有规定，奖励坚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、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，并将对公务员和公务员集体的奖励区分为：嘉奖、记三等功、记二等功、记一等功、授予荣誉称号；对受奖励的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予以表彰，并给予一次性奖金或者其他待遇。
　　“虽有法律规定，但是关于奖励的具体标准还不够清晰，有关规定在执行中也不够严格。”湛中乐说。
　　刘旭涛也指出，《公务员法》虽然规定，对获得奖励的公务员，给予一次性奖金，但没有列出奖金的具体幅度标准，有待于进一步的实施细则加以明确。
　　专家呼吁，对行政奖励标准、数额等一系列“热点”问题，应当尽快出台《行政奖励法》加以厘清，使行政奖励这一代表政府权威性质的行政行为更加规范。

　　成立立法小组
　　加紧研究建立政府奖励体系
　　不久前，中组部副部长、人事部部长尹蔚民在全国人事厅局长会议上指出，要“抓紧研究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和政府奖励制度框架，启动行政奖励法、国家勋章法的研究论证工作”。
　　实际上，有一系列疑问有待于法律去回答：行政奖励由谁颁、颁给谁、怎么颁、奖什么？行政奖励与公务员奖励是什么关系？类似科学技术奖励这样的各种奖励受不受行政奖励法规制？……
　　刘旭涛认为，从各国经验看，行政奖励的获奖者多是对国家和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进人物，一般很少涉及国家公职人员，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行政奖励的公平和公正，也能防止公权对行政奖励资源的滥用。
　　“奖励的内容应主要以精神奖励为主。”刘旭涛表示，政府奖励更多地应体现一种弘扬国家精神和社会价值观的荣誉，无论是否针对公务员，动辄几十万、上百万元的重奖，似不足取。
　　湛中乐建议，建立系统、完善的行政奖励体系，还得合理设定行政奖励的权限，进一步健全行政奖励的程序。“从中央到地方，不能太散，更不可泛滥。”湛中乐说，行政奖励代表着政府引领社会价值的方向和高度，也是考量一个国家的社会道德水准高低的尺度，属于稀缺性资源，因而必须是“高标准、严要求”。
　　据悉，有关部门现已成立立法小组，正在加紧研究建立政府奖励体系，预计这一体系将在未来几年内全面建立。